□ 本报记者 周 娴

7月25日，《南京照相馆》在全国公映，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7月26日22时，该片票房超2.6亿元，超700万人走进影院观影。这部江苏出品的影片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京字第一号证据”背后的平民壮举：1938年，15岁的华东照相馆学徒罗瑾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冲洗侵华日军拍摄的日军暴行照片，此后，南京青年吴旋接力守护这些“屠城血证”。

近日，记者专访了吴旋的女儿吴建琦。透过她的讲述，那段尘封的往事渐渐清晰：一个普通南京市民如何在日伪统治的黑暗岁月里，用生命守护着民族的记忆，等待着正义的到来。

面对日军突击检查，不露半分惧色

夏日的午后，记者在南京江宁某小区见到了吴旋的女儿吴建琦。年过六旬的她，说起父亲时眼中依然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据吴建琦介绍，1937年，父亲吴连凯（吴旋原名）才13岁，在南京城破之前，他跟着奶奶仓皇躲进了安全区。南京沦陷后，他目睹了日本兵的暴行，“父亲常说，那些刺刀下的哭喊、火光中的惨叫，像刀子一样刻在他心里。”仇恨的种子，就这样深深埋下。

1941年，父亲迫于生计，加入了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在毗卢寺内接受培训期间，他在寺庙的草丛里捡到了一本小册子，封面左上方是两颗鲜红的心脏，右下方一把利刃刺向心脏，滴出了鲜血，右上角写了一个大大的“耻”字。往后翻，16张触目惊心的照片赫然在目：被屠戮的平民、被焚烧的民居、狞笑的日军……血淋淋的场面太过残忍，父亲捧着相册的双手不住地颤抖。

这本相册的主人是他在电讯队的同学罗瑾。1938年1月，15岁的罗瑾在华东照相馆当学徒，在冲洗日军军官送来的胶卷时，被底片上触目惊心的暴行画面所震惊，他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加洗了30余张照片，并选择其中16张制作成一本相册。后来，罗瑾考进了位于毗卢寺内的汪伪政府警卫旅直属通讯队，1941年，毗卢寺内突查手榴弹事件，罗瑾在寺内厕所的墙上掏了个洞，偷偷将相册藏到里面，不料后来却发现相册不翼而飞。

“父亲虽然没读过多少书，但他明白这本相册的分量，当时就小心翼翼地把相册塞进里衣的口袋。”在风声鹤唳的日伪统治区，私藏这样的“反日资料”意味着灭顶之灾。吴建琦记得父亲说过，那时，汪伪电讯队里已经传出了风声，说有人在传看相册。

最危险的时刻很快来临：某日清晨集训，日本军官命令所有人列队站好后，突然厉声喝问：“谁藏了相册？立即交出来！”彼时，那本记录着罪证的相册就贴着吴旋的心口，薄薄的纸页仿佛有千斤重。“后来父亲说，那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要是日本人搜身，自己肯定没命了。”说着说着，吴建琦的眼眶微微泛红了。

吴建琦告诉记者，当时，为了守护这个秘密，父亲想尽了办法。后来，他趁着夜深人静，把相册藏进了寺庙大佛的肚子里。可还是不放心，在夜里站岗或上厕所时，总要偷偷摸一摸确认相册还在。离开寺庙后，相册又跟着吴旋辗转江南汽车公司、南京蔬菜公司等处，始终被珍藏在他随身小箱的最底层，成为他心中最沉重的秘密。这一藏，就是6年。

手写呈文书，倾注6年隐忍与期盼

1946年初春，南京四条巷的梧桐抽出新芽，彼时，吴旋正失业在家，在报纸上寻找招工的广告，一条《谷寿夫押解来京》的新闻吸引了他的视线。当时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开始征集日军暴行证据。

吴旋快步跑进里屋，怀着激动的心情，欲将那本相册呈递给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在呈文书中，他写道：“经无数困苦，始终未忍遗弃，以便将来供与敌人清算之资料……今闻贵会有搜集敌寇罪行、侦讯战犯用，特将该项材料检出，请代送有关机关，使残暴敌寇得以明正典刑。”字字泣血，句句铿锵，仿佛要将这些年的隐忍与期盼都倾注其中。

吴建琦回忆道，后来，父亲在报纸上看到，战犯谷寿夫被判处死刑，他上交的相册被列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审判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母亲说，那段时间，父亲常常独自坐在院子里，望着天空长长地舒一口气，像是卸下了多年的重担。这些年来，还是第一次看他真正放松。”

吴旋再次看到那本相册，是在40多年后。吴建琦告诉记者，那时她20岁出头，父亲带领她到中山门附近的第二历史档案馆参观展览，突然在一方玻璃展柜前驻足，父亲颤抖着手指向柜中的相册：“这不是我当年藏的那本吗？”馆长闻讯赶来，激动地握住父亲的手：“吴老！我们一直在寻找您啊！”这一刻，历史的见证者与历史的证物终于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