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沈峥嵘 黄欢 朱娜 钱盈盈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8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10周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是无可辩驳的侵华日军罪行铁证，也反映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对和平价值的共识与珍视。

这个冬天，加拿大华裔青年Alan从多伦多来到南京，带着责任与思考，循着历史的脉络寻访前行。“对像我一样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一堂跨越国界的‘历史课’。”Alan说。

越洋：回到祖辈家乡深入了解历史

90后Alan是一名数字设计师，他虽然在加拿大安大略省长大，但对南京大屠杀史并不陌生。“不仅是因为这段历史背后有我们家族记忆的传承，也因为安大略省民众对南京大屠杀史的关注。”Alan说。

Alan的祖辈经历过日军侵华，在战争中颠沛流离，他的外公余明侠曾旁听南京审判，母亲余承璋多年来致力于在海外传播南京大屠杀史实。一家人曾远赴北美多个城市，收集整理出33册3000多页“诺兰档案”，并将其全部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2014年，中国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7年，安大略省华裔议员黄素梅提出的“66号动议案”获得省议会通过，12月13日被确定为该省的“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

此后，安大略省每年都会组织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等纪念活动。Alan协助作为组织者之一的母亲，主动承担活动的海报设计等工作。今年,由加拿大和枫会主办的相关国际论坛召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聚焦《南京大屠杀档案》成功申遗10周年。

接到海报设计任务的Alan坐在电脑前，却无从开始。“一直以来，西方教育体系和主流媒体极少涉及中国抗战历史。《南京大屠杀档案》的内容是什么？南京大屠杀史实为何被列为世界记忆？如何向西方年轻人讲述这段历史？”Alan说。

想到这里，Alan不再满足于在网络上搜集背景史料，在和母亲的一番交流后，他迅速整理好探访路线，登上了从多伦多飞往南京的航班，“我要回到祖辈生活过的地方，更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

震撼：幸存者遭受日军暴行和右翼势力二次伤害

11月27日，Alan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内一处展板旁，日军坦克碾过街道、机枪扫射人群……黑白历史影像不断闪现，Alan看完沉默良久，轻声说“真是‘地狱’一般”！

同样受到震撼的，还有一旁的埃及留学生法易，他是东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博士生，也是一名紫金草国际志愿者。法易告诉Alan，1937年，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正是用眼前这台16毫米摄影机记录下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半个多世纪后，这些珍贵的影像资料公之于众，震惊世界。

Alan凝视着镜头里浑身是伤的妇人李秀英。1937年12月19日，日军冲入安全区，李秀英拼死反抗，脸部、腿部、腹部被刺30多刀，后被送至鼓楼医院，经威尔逊医生抢救得以存活。

“她后来怎么样？”Alan来到南京市玄武区岗子村63号，见到了李秀英的女儿陆玲。陆玲告诉Alan，“当年在鼓楼医院，马吉让我妈好好休养，对她说‘将来你会是重要的历史证人’。”

1946年，李秀英在南京审判时出庭作证。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她的证词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重要证据。

当年旁听南京审判的Alan的外公余明侠，曾向他提到一个细节：一位幸存者在作证时几度哽咽，但仍坚持把惨烈经历讲完。“原来正是李秀英奶奶。”Alan说。

莫大的勇气支撑着李秀英活了下来，但是战争给她留下了永远的梦魇。“我妈枕头下一直放着一个手电筒，我以为是起夜用的，后来她告诉我是当成榔头来防身。”陆玲说，伤害并没有随着战争结束而远去，母亲一辈子都在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的巨大痛苦，不仅如此，她还遭受了日本右翼势力的二次伤害。

1998年，日本右翼势力出书污蔑李秀英是“假证人”，1999年9月她愤然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官司一打就是5年多。2005年1月，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李秀英胜诉。“但我妈没有等到这个判决，也没有等来道歉。2004年12月，她在鼓楼医院去世。”陆玲语气坚定，“我妈说过，哪怕赔她一分钱也可以，就是要日本承认他们的罪行！事实就是事实！”

理解：11组档案是国际公认的完整证据链

“来南京前，我在网上看了《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最让我震撼的是，电影取材自真实历史。”Alan说。

1938年1月，华东照相馆学徒罗瑾在冲洗照片时发现，一个日本军官送来的两卷胶卷，都是日军屠杀中国同胞、奸淫妇女、抢劫等暴行的现场画面。为了保存罪证，他悄悄多洗了几十张，又用硬纸自制一个小本子，选取16张装订成册，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京字第一号证据”的相册。

后几经周折，与罗瑾同在毗卢寺参加培训的吴旋无意间发现了这本册子，便将它一直珍藏，直到1946年提交给当时的南京临时参议会。

“在那样的环境下，他是如何保存这本相册的？”Alan无法想象。

吴旋的女儿吴建琦透露，“父亲跟我说，当时集训队里已经传开有人传看日军杀人照片。政训员召集全员训话，要求他们上交，当时相册就在父亲身上。”

她曾问过父亲“为什么会不顾生命危险保存相册”，父亲不假思索地回答，“因为这是罪证，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

责任与担当，也在代代传承。今年8月15日，吴建琦成为第四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罗瑾、吴旋接力守护的这本相册就是《南京大屠杀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我作为申遗代表团成员亲眼见证了《南京大屠杀档案》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的全过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告诉Alan。参与申遗的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形成于1937—1948年之间，全部为记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第一手史料，包括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6毫米摄影机及其胶片母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上的证词等。

“这11组档案又形成一个证据链，互相佐证。每一组都是不可推翻的证据。”朱成山说。

担当：推动史实国际传播，捍卫世代和平

10年前，南京大屠杀的惨痛历史由中国记忆上升为世界记忆。2017年，中央档案馆等7家单位对所藏南京大屠杀档案进行整理、数字化和编排，并出版《世界记忆名录——南京大屠杀档案》丛书。“看到这厚重的档案，我想起了南京的城墙。”Alan说，这些档案所承载的重量，是历史，是记忆，也是和平与未来。

今年7月26日，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馆长吴先斌向日本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捐赠《南京大屠杀档案》丛书，这也是该书首次完整入藏日本高校。吴先斌表示，“希望日本社会能够高度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个客观历史事实的存在，也希望日本学者能够加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从而影响社会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认知。”

这些档案当下还有什么意义？寻访中，Alan一直在思考。“它告诉日本右翼势力，历史永远不可否认。”朱成山的回答掷地有声。

站在拉贝故居门口，连日寻访的场景在Alan脑海中交汇。他触摸到了那段历史的肌理，与自己的祖辈们在历史长河中隔空相遇，既感受到他们曾经的苦难，也亲眼见证了今日南京城的繁荣美好以及和平的弥足珍贵。

论坛的主题海报在Alan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底色是“和平之花”二月兰的颜色，城墙、《南京大屠杀档案》丛书、和平鸽、“10”等元素一一呈现。Alan解释，“李秀英、罗瑾、吴旋等人为‘城墙’注入新的含义，他们代表着无数平凡而勇敢的中国人，城墙象征着百折不挠的伟大抗战精神。”选用红色的数字“10”，是想表达这段历史已是全人类的共同记忆，警示世人铭记历史教训。

往者不谏，来者可追。“我希望成为桥梁与讲述者，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历史，知晓来时路，矢志奋斗、捍卫和平。这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堂‘历史课’。”Alan指着海报说。

“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吴旋的这句话刻录进Alan心中，也永远回荡在珍爱和平的一代又一代青年心中。它，与光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