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顾 敏
冬日,站在如东的滩涂上,远眺海上风电,林立的桩机在海天之间连绵成片,最远的风场乘船抵达需数小时。历经10余年奋斗,这里建成亚洲最大的县域海上风电场,日均输送电力达3000万千瓦时。
在这片蔚蓝经济蓬勃生长的背后,不仅有工程师的智慧、建设者的汗水,还有一群“看不见的护航者”——海事法官。南京海事法院二级高级法官沈燕,正是其中一员。
“千呼万唤始出来”,这句话,沈燕再熟悉不过。在多方的奔走呼吁下,2019年12月,南京海事法院正式挂牌成立。这也成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唯一新设海事法院、江苏省唯一一家专门法院。
彼时,刚从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判庭调任的沈燕,心中仍有些忐忑:大学读本科时,她曾觉得海商法“小众”,没有选择相关选修课;如今,却要直面海事审判这座“金字塔尖”,一切只能“从头学起”。
沈燕负责筹建的苏州法庭,管辖苏州、无锡两地海事案件。初创时,全庭仅4人:两名法官、两名法官助理。队伍虽小,却横跨行政、审判、海事多个系统,专业背景各异,连组成一个合议庭都捉襟见肘。“那会儿,我既是法官,也是管家、采购员,连灯泡坏了都得自己换。”沈燕笑着回忆。
代理海事纠纷的,多是来自上海、广东等地的精英律所团队。起初,不少律师对这支“海事审判新军”心存疑虑。有的律师故意不提前提交英文证据,开庭时突然拿出厚厚一沓外文材料;有的坚持认为行业惯例无需翻译,直接用英语陈述观点;更有甚者,在对方对翻译内容提出异议时,当场质疑法官是否具备理解能力——这既是试探,也是挑战。
面对这些“下马威”,沈燕从不回避。“法律规定外文证据须附中文译本,这是程序底线。”她语气平和却坚定,“但即便没有译本,我也能看懂。”凭借在美国攻读法学硕士期间打下的扎实法律英语功底,她当场指出材料中的关键条款、逻辑漏洞甚至术语误用。几次交锋下来,原本咄咄逼人的律师主动收敛,转而认真配合庭审。“只要你专业过硬、判断准确,再挑剔的律师也会尊重你。”沈燕说。
“十四五”期间,海上风电产业在江苏加速崛起,与经济活动相伴随的一些纠纷也自然出现。一起标的额高达8000万元人民币的海上风电安装合同纠纷摆在了沈燕案头。
一家民营科技集团海工公司承接了如东海上风电场的风机安装工程,与某海工公司签订船舶租用合同,约定后者从境外采购一艘专用风机安装船。科技集团依约支付8000万元人民币锁船定金,却迟迟未见船舶到位。
从表面看这是一起合同违约,但沈燕带领团队深入挖掘,却发现背后隐藏着一张复杂的利益网络:一家母公司、三家关联公司、一名实际控制人,资金混同、人员交叉,疑点重重。
两个多月里,团队埋首卷宗:梳理近十年银行流水、比对社保记录、核查注册地址、绘制人物关系图……最终,40多页的“证据地图”清晰勾勒出各主体间的控制链条。法院依法判决被告构成违约,其母公司、三家关联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承担连带责任。不久后,各方达成和解并履行完毕。
海事审判是中国司法对外交往的重要窗口。每一起涉外案件的审理,都关乎国家主权、海洋权益与国际规则话语权。“审理必须有政治站位、全球视野。”沈燕和同事们常这样提醒自己。
2024年,一起全国首例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提起的反外国制裁侵权诉讼,将沈燕推至涉外司法审判的前沿。
我国一家海洋工程公司依约交付海上浮式生产储卸油轮的“海水处理和注入模块”,但被第三国列入制裁清单后,合作的瑞士某设备公司中止支付1186万余美元建造尾款,并关闭对话渠道。船舶建造完毕后将前往国外,后续追讨建造尾款将面临巨大风险,海洋工程公司向南京海事法院申请诉前扣押船舶。
为避免对造船工期、国际融资产生不利影响,南京海事法院作出扣押船舶裁定,在严格限制船舶离港离境前提下,允许船舶原地继续改建。随后,海洋工程公司向南京海事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瑞士某设备公司赔偿损失8600余万元人民币。法院释明中国法下协助执行外国单边制裁的法律后果,双方当事人主动申请南京海事法院组织调解。历时39天,双方达成调解协议,海洋工程公司顺利拿到8400余万元人民币建造款,切实维护了国际国内供应链产业链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今年以来,南京海事法院依法审结涉外涉港澳台案件344件,涉及五大洲主要经济体的57个国家和地区。面向未来,这支年轻而专业的海事司法力量,将继续以专业、公正、可预期的裁判,稳稳扎下法治之锚,助力江苏打造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确保其行稳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