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于锋 刘浏

实习生 任馨怡

11月23日晚，祖籍江苏如东的著名作家王火辞世。作为最早报道南京审判与南京大屠杀案的记者之一，他以文字为刃，记录下日军在南京的残暴罪行，也定格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深重苦难。

新闻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为后人回望与反思历史留存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8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新闻记者， 以手中的笔与相机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讲述接力——为历史存证、为正义发声，叩响人们灵魂深处的警醒之钟，发出穿越时空的呐喊：不要战争，要和平！

“死难的中国人，死难的中国人，还是死难的中国人”

南京大屠杀发生后，有哪些新闻记者坚守在如同地狱的南京城中，发出公正客观的报道，向世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惨绝人寰的暴行？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对此深有研究。

“日军攻陷南京后，留在城内并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主要是5位外国记者——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的司迪尔、美国《纽约时报》的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门肯、英国路透社的史密斯和美联社的麦克丹尼尔。在全球新闻界，他们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极少数目击者和最早报道者。”

经盛鸿查阅大量英文报刊，梳理5位记者留下的新闻报道，其著作《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全面还原了他们在血火硝烟中，冒着生命危险坚持采访、记录、拍摄日军暴行的正义之举。

日军杀入南京的最初几天，5位记者利用外籍身份，积极搜集日军实施大屠杀的证据。12月15日，日军占领当局出于某种考虑，允许司迪尔、德丁、门肯、史密斯乘坐美国“瓦胡”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麦克丹尼尔则于12月16日乘日本军舰离开。

登上“瓦胡”号后，司迪尔说服军舰上的无线电收发报人员，将他的报道发回美国。当地时间12月15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司迪尔的电讯报道《日军杀人盈万》。“这是第一篇公开刊出的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已得到学界公认。”经盛鸿说。

这篇报道如一声炸雷，震动世界。血淋淋的文字，全景呈现南京城内的“人间地狱”：

“南京下关江边，沿着城墙，有一群约三百个中国人正在被集体枪决，而江边早已‘积尸过膝’。”

“我们一行人不得不从堆积高达5英尺厚的尸体上走过去，而这些尸体早已经被经过城门（挹江门）的日军卡车和炮车碾过多遍了。”

两天后，司迪尔再次传回报道《屠杀与抢劫笼罩着南京》，刊登于《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触目惊心的文字再度震撼读者。紧随司迪尔，其他4位美英记者也陆续发表了反映南京大屠杀的报道。

当地时间12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德丁的报道《所有俘虏均遭屠杀——日军在南京制造恐怖，平民也遭杀害，美国大使馆遭侵袭》。由于《纽约时报》的影响力远超《芝加哥每日新闻报》，且德丁在报道中首次使用“南京大规模的暴行”一词，这篇报道引发的世界舆论更为强烈。

当地时间12月17日之后，《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华盛顿邮报》也陆续刊登这些英美记者揭露南京大屠杀的报道。麦克丹尼尔在报道中悲痛地说：“我对南京的最后记忆是——死难的中国人，死难的中国人，还是死难的中国人。”

相较于文字，新闻图片更能直观还原大屠杀现场。当地时间1938年1月10日，美国芝加哥《生活》画报以《关于攻掠南京的纪事和照片》为题，刊登了两组南京大屠杀新闻照片，这是西方报纸首次刊发相关影像。

其中,《中国人的头颅》成为南京大屠杀经典影像：一颗被日军砍下的百姓头颅被放置在铁丝路障上，嘴里被塞进了一根香烟，惨不忍睹。经盛鸿考证，这张照片的拍摄者是麦克丹尼尔。

“父亲的报道字字血泪，记录下南京的苦难”

南京大屠杀期间，由于日军的血腥屠杀和严密封锁，没有一位中国记者能从地狱一般的南京城中发出报道。

1937年12月22日后，上海租界的英文报纸陆续转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等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当日，上海的英文版《大美晚报》率先综合西方记者的报道，发表《“皇军”在南京的兽行》一文，成为中国境内最早披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报纸。中央社记者迅速依据该文，从香港发出电讯，揭露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的有组织劫掠、强奸、屠杀。

12月23日，《武汉日报》《汉口中西报》分别以“敌在京屠杀难民”“南京五万人被日军屠杀”为题，刊载了中央社的这则电讯，成为最早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文报纸。此后，中央社连续多日对南京大屠杀作了更多更详尽的揭露，在《武汉日报》、《中央日报》（长沙版）、《大公报》（汉口版）、《申报》（汉口版）、《新华日报》等报刊刊登。大后方的广大民众由此逐渐了解正在发生的南京大屠杀惨案，知晓了日军的暴行，也极大激发了抗战斗志。

12月25日，《武汉日报》发表短评《惨痛的一页》，这是中国新闻传媒首次就南京大屠杀发表评论。“这篇评论虽仅有300字，但它是中华民族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出的第一声怒吼、第一次愤怒的声讨，明确指出南京大屠杀是‘中华民族史上惨痛的一页，永久不会忘记的仇恨’。”经盛鸿说。

直至抗战胜利后，中国记者才有机会全面报道南京大屠杀惨案，以及对谷寿夫等大屠杀罪魁的“南京审判”。

1946年2月15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励志社大礼堂设立“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日本乙级、丙级战犯。

消息传到重庆，22岁的王火坐不住了。当时还是大三学生的他，已经在为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杂志等供稿。他主动请缨，以“上海、南京特派员”的身份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审判过程。

“战后的南京满目疮痍，一片萧条败落的景象，侵华日军给这座繁华都市造成了难以修复的伤害”，王火女儿王凌回忆，父亲生前常常向子女讲述这段采访经历：他前往草鞋峡、燕子矶、五台山等遇难者丛葬地，亲眼见证骸骨发掘过程；他坐在励志社的旁听席上，记录对谷寿夫等战犯的公正审判；他还采访李秀英、梁廷芳、陈福宝3位幸存者，倾听他们在那段黑暗日子里的悲惨遭遇。

厚厚的采访笔记、一叠叠珍贵新闻照片，最终汇成通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1946年11月4日，王火以“公亮”笔名在上海《大公报》发表此文，轰动一时，让每个中国人都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的苦难感同身受。此后，王火又发表《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受审详记》，记录谷寿夫受审伏法全过程，彰显天理昭彰、善恶有报的真理。

“父亲的报道字字血泪，不但是为了记录日军罪行，更是用笔墨为公平正义鼓与呼，告慰无辜死难的同胞。”王凌说，父亲将这些报纸珍藏了一辈子，后来全部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为见证日军罪行的珍贵实物。

“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持续讲述事实”

为让更多人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日本不少有识之士持续奔走呼号，以正义之声驱散历史迷雾。《朝日新闻》前记者上丸洋一，便是其中一员。

今年70岁的上丸洋一，多年来致力于研究日本侵华战争历史。他通过分析大量当时的日本报刊，梳理出日军从上海进攻至南京期间，日本新闻媒体的报道脉络。2023年10月，凝结其多年研究成果的《南京事件与新闻报道：记者们写了什么、没写什么》正式出版。百人斩、幕府山惨案、集体射杀……散落在报章中的历史碎片被一一捡拾，既为读者还原出战时日本媒体视角下的南京大屠杀，也让日本媒体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清晰浮现。

“当历史修正主义试图美化日本的过往，这本书清晰地表明，新闻业的使命是监督权力，而不是迎合权力。”“这本书让我开始思考报社记者是如何报道战争的。对一个日本人来说，这的确是非常沉重的话题，但我无法对此视而不见。”网上书店与上丸洋一个人社交媒体的评论区里，一条条留言，折射出读者对日本媒体如何影响国民对历史认知的深度思考。

南开大学青年学者杨雅丽以南京大屠杀史为研究方向，曾赴日本爱知大学交流学习。她表示，上丸洋一的这本书给了她极大启发。战争期间，支持前线、宣传胜利被视为日本媒体的“神圣职责”，随军记者的使命也沦为为提升军队战斗力服务，导致媒体传递真相的本职被所谓“国民责任”取代，新闻报道沦为军队塑造战争神话的工具。同时，“战时报道”往往将事实置于次要，罔顾战争带来的死亡与痛苦，这也导致日本民众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认知出现偏差。“他们往往只关注日本士兵的‘英勇’，却无视日军暴行下的无辜受害者。受利益牵扯，民众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对南京大屠杀视而不见。”杨雅丽说。

南京大屠杀发生88年后，日本社会对于这一史实及日本战争罪行的认知偏差依然存在。不久前，效力于英超布莱顿俱乐部的日本国脚三笘薰，公然手持日本战犯的照片合影，引发中、韩及东南亚国家公众强烈抗议，却始终未公开道歉。今年，多部日本战争题材电影刻意渲染日本作为“战争受害者”的“苦难”，传递错误史观。日本右翼势力更是长期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上纠缠不休，企图淡化日军加害史，掩盖侵略真相。

“即使遇害的是1000人，也是大屠杀，是滔天罪行！”上丸洋一说，数字并非问题的本质，南京大屠杀是无可否认的事实。退休离开报社后，他仍然坚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调查与写作，就是为了对抗日本社会蔓延的历史修正主义，尽力传播正确的历史认知。他认为，媒体工作者应当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战争的罪恶。唯有如此，日本民众才能深入反思历史，避免重蹈覆辙。

“我是因为仰慕本多胜一先生而立志成为记者的。”上丸洋一说。本多胜一是最早全面采访并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日本记者。1971年，他在《朝日新闻》开设名为《中国之旅》的专栏，大量披露侵华日军当年的暴行，在日本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上丸洋一介绍，日本国内仍有许多有良知、认真研究日本侵略历史的人，也有不少年轻人在关注历史认知问题。

上丸洋一希望，自己的这本研究著作能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同时，他也正在撰写新作，以期进一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的“南京大屠杀否定论”。“我的坚守是有意义的，使命之一就是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传递给年轻人。”他感慨道，“我们别无选择，唯有持续讲述事实。”